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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散文批评概览

1998-07-30 来源:光明日报 傅 瑛 我有话说

90年代中国内地散文热潮奔涌。奔涌的潮头一次次扑向批评的大门,于是,我们迎来行动稍嫌迟缓、但步履堪称坚实的散文批评。

也许是由于此次散文大潮来势特别迅猛,批评界不能不首先为它的整体气势所吸引,90年代的散文批评首先集中对散文创作整体形势的分析。众多研究者在欢呼“太阳对着散文微笑”、“风景这边独好”的同时,更关注它的兴盛原因、历史承继性及独特的时代风貌。在充分肯定了推动90年代散文兴起的艺术发展规律、市场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之外,一些研究者特别提出了如下两点不容忽视的作用力:其一是90年代中国人“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即经历了“文革”的深重磨难,又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对世界、对人生的全新认知,90年代的中国人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肯定着“人”的尊贵地位,肯定人的丰富需求,同时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乃至“人”本身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文体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次是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作家审美意识发生极大变化。在80年代散文逐步复位于创作主体之后,90年代散文愈加表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作家们告别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和抒写方式,并以此作为今日散文的审美标准,终于使90年代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雅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90年代散文兴盛的基础。

由于对散文整体状况的分析其实是以具体的散文现象为依托,因而关于种种新散文现象的讨论很快成为近年来散文批评的热点。面对百花盛开的散文创作,90年代散文批评家以不同的分类方法表达自己的散文观感。他们或以思想内容为标准,将90年代散文区分为“反映普通人的生存景观”和“探究心灵、精神的宇宙”两条风景线;或以“生活散文”、“智慧散文”、“文化散文”三种概念,概括90年代散文特点;或径直以大笔勾勒方式,将90年代散文分为“雅”、“俗”两类;或者干脆根据散文作者群的大致状况,以戏谑的口吻称之为“小女人散文”、“大男人散文”、“老男人散文”等等。尽管分类方法众多,分类标准不一,有些提法还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但众多研究者显然普遍注意到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90年代散文的世俗化倾向。大量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散文被冠之为“小女人散文”、“大众散文”、“通俗散文”、“生活散文”等不同名目,突出的特点却可以用一个“俗”字来概括。尽管部分批评家对此类散文深恶痛绝,指斥它们是既软又俗的“糖醋散文”,是一种嫁给金钱的大众文化,但更多的批评者认为,此类散文层出不穷又颇受欢迎的奥秘正在于一个“俗”字。正是这种“俗”,才使他们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千万万读者的生活中、心灵中、回忆中。有论者认为,这种“俗”,貌似降低了以往散文“雅”的品位,但却在实质上提高了散文的价值,扩大了散文的内涵。至于此类散文的发展趋向,批评家们一方面认为它们不会被封杀,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小康型散文,走向成熟的家庭文化和文学的多样化给了它们生存的一席之地,这些作品将以其具体可见的人文关怀,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体史上赢得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指出,通俗散文切忌“媚俗”与“庸俗”,所谓“俗”不应是粗俗、鄙俗,而应当是以日常题材、浅近主题、大众形式、生活语言反映和表现平民百姓的心声心曲,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快餐读物。

第二,90年代散文的理性化与知识化的特征。徜徉在90年代散文大潮中,批评家们发现,今日散文的天地显得十分广阔和自由。张中行、王蒙、韩少功、雷达、史铁生、吴亮等人以或通达、或睿智、或幽深、或犀利的笔触,在散文中表现出浓烈的理性思辨色彩,成为对五、六十年代盛行的抒情散文的一种突破。在宣示着“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的同时,研究者看到理性的清泉已汩汩注入90年代散文躯体。尽管这些思辨型作家选择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其间既有轻松的生活感悟,也有冷峻严肃的学者风范、怪诞深奥的理性演绎,但他们确实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人生哲理的思考已成为90年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是出于进一步认识人生、思考人生、理解人生的目的,90年代散文还表现出强烈的知识性。有批评家指出,许多散文作家在对文化遗址、历史人物、民居园林、道观庙宇、衣食住行的描述中,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索,追踪的小路其实还是通向人类的家园。更多的评论文章在对余秋雨散文、张承志散文与周涛散文进行个案分析时,突出强调了充满知识的文化散文的指归仍在于以独特的个性感悟,力求重新认知历史、社会和人生。譬如余秋雨散文大多涉笔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丰富的人文景观,意在反省民族文化,追寻民族出路,从而趋近人类精神本质的特殊领域;张承志散文落笔在苍茫的草原、粗砺的戈壁和边塞的文明中,字里行间表现的是急于寻到精神归宿的心境;而周涛散文无论是展示昆仑哨卡的战士生活,还是表现边塞风情,震撼人心之处必定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执着思索。

由散文现象的分析进入对90年代散文本质的概括,一些颇有力度的评论文章提出,作为90年代散文的本质与核心而存在的,当属散文的现代意识,即对于“人”、“人性”、“人类生活”的特别关注。与五四时代相比,这种人性的高扬、人生的关注不再仅仅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而更多属于亿万普通民众,因此它也必将持久存在,成为未来中国散文的普遍主题。基于这一共识,许多评论家发表了他们对跨世纪中国散文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散文”的提倡。一些人认为,“大散文”是指散文创作格局之大,让散文回到大众中去,在大量通俗散文的创作过程中,精美的艺术散文自然会由此产生。还有一些人认为,“大散文”当指散文气魄之大,也就是要求未来的散文创作能够突破个人狭窄的小圈子,摆脱“小家子气”。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大散文”是指散文形式的广泛包容性。由于众多批评家立足点的不同,“大散文”概念的内涵差异颇大,讨论很难取得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批评家提出的“雅”、“俗”散文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彼此激活的看法颇有见地。改革开放使整个中华民族进入一个与传统封建文化真正一揖而别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世俗文化的认同当然不仅只有平民百姓,同时包括了知识阶层。余秋雨、周涛等人笔下的文化散文一直努力以世俗的眼光重新打量曾经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弄得迷离恍惚的历史。表现了对世俗人性广阔绿洲的向往。与此同时,通俗散文也并非没有力求深刻的人生思考,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小女人散文”中间,作者们常常在凡俗琐细的生活咀嚼中,品味男人、女人与世界的奇妙关联,表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的性别自豪与人生困惑。这些作品也许视野并不开阔、艺术尚欠功力,但它们毕竟使散文不再仅仅属于少数知识分子,构成了当代散文史上民间创作范式的重要内容。如果散文家能够深入其中,定会从丰厚的蕴藏间汲取到新鲜活泼的思想血脉,使本身固有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印象相互沟通,从而创作出内蕴雄沉、传之久远的名篇佳作。另一方面,随着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通俗散文倘若不能将人生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仅凭直觉与情感的发达构成的作品必将由于思想的苍白永远停留在“小女人”阶段并最终失去读者。因此,关注自我又超越自我,经过一段时间在人的生存表层问题上的徘徊,最终深入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去探索,应当成为通俗散文前进的明确目标。如此雅俗散文的并存共荣,将会构建起一个具有最广大深厚的基础,又不乏尖端层次的立体空间结构,形成最具潜力的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态势。

就整体研究状况而言,90年代散文批评显然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但是与迅猛发展的散文创作相比,其中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创作规律的研讨需大力推动。90年代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对传统散文创作规律的大胆突破:“诗化散文”的狭窄格局被彻底打破,“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方式已成明日黄花,理性思索大量溶进散文作品,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成为立足已稳的新散文样式……所有这些散文创作的新现象都有待批评家进行全方位透视、解说,并从艺术创作规律的高度作出理论概括,以指导创作的健康发展。而这恰恰是目前散文批评的薄弱环节,有待更多的理论工作者作出努力。

其次,90年代散文亟需个案批评。正如众多评论家所言,新散文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令人欣喜,但与此形成显著差异的是个案批评的欠缺。即便是大家一致推崇的名家名作,也缺少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缺少批评者深入作品底里之后,与作者灵魂的遇合、情致的交会,这就使相当一部分批评文章失之粗疏与浮躁,特别是一些翻案文章更是相当地情绪化,而这无论是对于指导创作还是引导阅读,都将产生负面效应。

第三,当90年代散文通过媒介的广泛传播,迅速进入千百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时,散文批评不仅需要长篇大论,更期待一语中的的快餐式评论。为少数研究者服务的长篇评论对跨世纪散文的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它毕竟过于贵族化也过于清高,与一般群众距离太远。如果此时能有大量的快餐式评论随散文一起走向民间,对弘扬今日散文创作、指导明天的散文消费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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